西装定制招收学徒-西装定制师傅

“聪明的”后面可以加上什么词语？

1、脑瓜

解释：1.头颅。 2.指脑筋。

造句：他顶大不过10岁，溜溜圆的脑瓜儿剃个光葫芦头，一对乌亮亮的大眼睛，宛若两汪澄清的湖水：两道浓黑的眉毛，好似湖上野鸭张开的翅膀。

2、孩子

解释：①儿童 ②子女

造句：孩子们又活泼又漂亮，就像春天里的花蕾。

3、奴才

解释：1.亦作"奴材"。詈词。有鄙薄轻视之意。 2.家奴;奴仆。 3.引申为奴性十足，甘心供人驱使﹑帮助作恶的人。 4.明清两代宦官及清代旗籍文武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清代旗籍家庭的奴仆对主人亦自称奴才。

造句：太监永远是俯首听命,甘当奴才的角色。

4、下属

解释：犹言下连。

造句：公司领导因本月业绩不佳而对下属大发雷霆。

5、办法

解释：处理事情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造句：小偷运用移花接木的办法偷走了宝物。

6、点子

解释：关键的地方

造句：小刚点子多，灵机一动就想出个好主意。

7、动物

解释：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物多以有机物为食料，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

造句：国家严禁猎捕珍稀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8、妻子

解释：1.妻。 2.妻和子。

造句：没有和妻子商量,他就一厢情愿地把电热毯买回来了。

9、学徒

解释：①在商店、作坊或工厂等学习业务、技术的年轻人：招收学徒。 ②做学徒：我跟你学徒。

造句：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

10、伙计

解释：①合作的人；伙伴（多用来当面称对方）。 ②旧时指店员或长工

造句：?伙计一不留神,把咖啡泼在西装少年的身上,少年即刻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一番。

上海哪里有定制西装

上海茂名南路165-5号和W.W.Chan & Sons的店铺可以定制西装。

上海的茂名南路是一条颇有情调的街道，在路东一侧，如今聚集了很多高级定制店。位于茂名南路的一家老店，解放之前已经在上海开始经营一家小的门店，原来在香港开业，逐渐形成非常良好的口碑，以做工精湛闻名，属于比较典型的红帮工艺。

所使用的面料基本上都来自英国和意大利，曾经被多家网站和杂志评为国内最优秀的定制西服店 以前价格高的离谱，现在面对很多同行竞争，特别是茂名路上其他的商家竞争，价格已经亲民很多。年近六旬的陈家宁是W.W.Chan & Sons的第二代传人，如今他把父亲的事业重新拓展回了上海。

上海西服订制的历史。

鸦片战争导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上海为通商口岸。那之后上海逐渐发展起来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这里生活与定居，他们也逐渐把英国的西装裁缝带过来。

洋裁缝逐渐老去，于是他们招收当地浙江一代的小学徒。小学徒之后各种开店于是成为了中国西装发展的滥觞而上海就是中国西服的故乡。现在的上海，传统的西服订制店和欧美大牌西服订制店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格局。

万梓良再收徒，徒弟毕恭毕敬，用酒浇头到底有何讲究呢？

万梓良是香港**圈举足轻重的演员，他出演了许多经典的香港**，当时红极一时，万梓良因为霸气的外表，塑造了很多黑帮的形象，随着香港**的衰落和年龄的增长，64岁的万梓良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很少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由于年轻时投资失败，家产损失，万梓良不得不选择内陆淘金，网友们经常上传万梓良在各地表演的视频，视频中，万梓良虽然头发花白，但依然努力工作，令人钦佩。

除了商业演出，万梓良也不忘支持年轻演员，于是连续收了两个徒弟，还举行了拜师仪式，万梓良收香港演员林敬刚为学徒，并在片场举行了学徒仪式，仪式上，万梓良身着西装皮鞋，梳着标志性的后脑勺，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而林敬刚恭恭敬敬地跪下敬茶，叫师父，万梓良接过茶后，并没有喝，而是将茶倒在徒弟的头上，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万元。

在徒弟的额头上砸了三下，递给徒弟，红包，万梓良再次招收徒弟，这次徒弟的名字是王薛俨，著名歌剧艺术家王凤芝的儿子，这已经是万梓良公开接受的第三个徒弟了，除了收到的林敬刚，万梓良的第一个徒弟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林家栋，他现在是演员，林家栋在职业生涯中也得到了万梓良的很多帮助，有了万梓良在圈子里的资源，我以后一定会帮助林敬刚和王薛俨的，其实万梓良在学徒仪式上的做法是很讲究的。

收到林敬刚时，万梓良解释了在徒弟头上泼水的意思，让徒弟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误入歧途，而且万梓良也很讲究用钱砸徒弟的脑袋，是提醒徒弟有事做，以后要做什么，不要迷失在眼睛里，不要被金钱所迷惑，在娱乐圈，低头敬酒一直是传统，而不是迷信，在大陆，无论是相声界的，还是二人转赵本山，在收徒时都保留着敬茶拜拜的规矩，在香港，一些资深艺人收徒弟时，除了跪地敬茶，还有其他规矩，有些包括剃须，闻香和起名，一般情况下，能广泛招收徒弟的演员，也是德高望重。

心地善良的前辈，万梓良虽然经常在影视剧中饰演反派，但现实中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而且口碑一直都不错，爷爷袁隆平去世后，万梓良千里迢迢前往长沙遗体送别会，送袁爷爷最后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万梓良是娱乐圈唯一的看到袁隆平告别的人，艺术家，说起来，万梓良也算是TVB老大哥级别的人物了，人气不输给刘德华，周润发这样的一线明星，应该是享受清福的年龄了，但因为当年投资生意失败，他几乎把所有积蓄都花光了，现在只能四处淘金，让人唏嘘不已。

哪里招收裁缝学徒，我想学习做衣服

有缝纫学校啊，你要是想找一个老师专门带你的话，可能有点难哦，得找关系花钱什么的，现在一般有技术的老手不轻易就愿意带人的

多去市场打听打听吧，我老家那边有些裁缝会在布料市场旁边摆个小摊位，收布料给人家做衣服，你可以问这种人哪有好的裁缝师傅找人，或者问他们都怎么学的，反正就是套话吗，通过他们找门路。建议你先别说你要学，看看对方人怎么样，有的人一听你要学可能就不告诉你

你肯定不知道的那些关于裁缝的冷知识！！！

在古代传统习俗男尊女卑的时代，女子不宜抛头露面，所以裁缝一业皆由男性操持，但偶也有妇女从事缝纫的，只不过多是官府或富豪之家备以自用或百姓之家自用，一般不接纳外界业务，更不会走家串户去做“上门工”。

因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很多传统技艺立下规矩只传男不传女，所以过去的很多工匠包括裁缝都是男性。只在清末民国之时才偶尔见到夫妻共同操业或做上门工的，特别是解放以后，妇女从事缝纫的状况骤增，至后来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男性。

裁缝行业看起来轻松，但要学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学裁缝正式进师学艺期限一般得要三年，有的规定为三年零一节才能出师（有的三年出师后还不一定能够动剪刀裁料，只能缝缝缀缀，这多是师傅保守之故。）裁缝学徒也并不容易，如衡州一些地方的习俗，学艺进师要送礼、办酒席请客参拜师傅。学艺期间逢节日喜庆，还要给师傅?“搭节”，“送礼”。平时还有很多的讲究和规矩，如在人家做上门工夫时，不许乱说话，不得和主人或其他人闲扯攀读。歇息时，不许比师傅先吃饭，不许先入座，更不能坐上方（传统习俗以进门正壁有神龛方为上方），只能坐左右方或下方。坐的时候凳子只坐半边，而且吃每顿饭必须坐在原处，不得随常更动。每餐吃饭时还要给师傅盛饭，挟菜时要让师傅先下箸，菜要吃得细，挟菜时只能挟自己眼前的碗边的，不能挟到别人的一方去，更不得挑选和翻动。收工时徒弟要清扫场地，收拾工具，俗称“收场”。平时还要打水给师傅洗脸，洗脚，帮师傅洗衣服等等。没做上门工在师傅家学徒有的还要替师傅挑水劈柴或做家务甚至农活。

大市镇的裁缝行业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场所和规模，除了有固定的店铺和加工制作作坊，还设有祖师堂甚至帮会。为了扩大业务、势力和知名度，有的还联合多家会行形成有规模、章程的行业组织——缝纫帮会。如老上海早期的成衣铺都为制作中式的服装，被叫作“本帮裁缝”。自从上海开埠后，洋人不断涌来上海，西服也就流传到上海，因此出现了一批为洋人制作西服的裁缝，业务红火，收入颇丰，被称为“红帮裁缝”。后来女洋人也逐渐增多，又出现了一种专门制作西式女装的裁缝，人们称之为“时装裁缝”。

有段时期浙江奉化的人为了谋生，离乡背井到处寻求生活出路，有的游荡海外，学会了做西装归来开设“西服号”。这些西服店既有工场、裁缝师傅、又有商场、职员，还有经销人员，被称为“奉（化）帮裁缝”。

清代时最具盛名的“同义昌”缝纫坊（主人张方景、子张天云、高徒张仁昌），就是很有规模讲究和影响的裁缝行业帮派，曾号称“上海第一招牌”。“同义昌”招收徒弟要经过严格测试，学习期间要像学习武术一样苦练各种缝制基本功。如学徒要在烧烫的火盆中快速探手捞针、生牛皮上缝针、拔针等练习手法和韧劲。另外，还要学习理论和技法诀窍，如三功（刀功、针功、烫功）、六法（推、门、归、烫、摆、缝）、十二秘诀等等。并由名师身传口教，且将各种服饰的制作规格要求、技法要点、操作程序等画成图像挂在墙上，还制作了很多人体模型，让学徒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缝纫知识。而且，学徒们出师时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要学徒们能将测量、裁剪、缝纫、熨烫等技术完全掌握纯熟，其质量和速度都达合格的要求，才准予出师。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滩有个上海西服业领袖王才运，他自幼随父学习西服裁剪，由于其父曾留学日本学艺，加上他聪明勤学，长大后成为上海滩著名的西服裁缝。他在南京路开办了一幢三层楼的西服店，取名叫“荣昌祥呢绒西服店”。由于他的手艺精，又不偷工减料，来料按顾客的要求设计制作，工作严谨精细，制出的服装在洗涤了很多次以后仍可丝毫不走样。同时，他又采用各种规范的面料制成西服，经过精算细裁，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所以售价要比别人低，加上顾客可以当场试衣，立即取货，所以生意越做越兴隆，成为上海西装行业的领头羊。由于店名享誉上海滩，先生曾慕名在该店定做过几套西服，并参与设计，该西服被称为“中山装”。

民间乡村一般的裁缝带的学徒起手都是做些零碎的杂活（俗称“下手”），如揪布扣、锁扣眼（过去多的是用布扣）撬衣边，烧熨斗等，至于裁剪技术，一般的说来师傅都较保守，不肯轻易传授，要等三年期满，徒弟听话，师傅才得以真传。有的即使期满（甚至超过）有的师傅也没教给什么，只靠徒弟自已在日常的工作实践接触中去体会领悟。

其实，服装裁剪的技术并不是非常艰难复杂，只是人的身体各有不同，如技术不熟练，尺码不准确，制出的衣服不但不合身，不美观，而且还会要赔布料、损名声，所以就有点神秘慑人了。

一般正常的缝纫制作程序应该是首先测量顾客的身段尺寸，接着用划粉，灰线包，裁尺在布料上按量得的尺寸划出线条和记号，然后按所划的线条（并适当进行变化加减）剪裁出衣服的各个部件（如衣领、托肩、前页、后页、袖筒、口袋等），再用针线将各部件缝纫拼合起来（有的要进行熨烫）即成一件完整的服饰。

裁剪服饰的规矩是一定要裁直布，这样制成的衣服既牢固又美观，裁剪时先计划裁剪出正身的前页，依次是背页，袖子，袋子，衣领，最后裁衬布等用布。缝纫时则是将衣身先缝好，再缝衣领，上口袋，上袖子，（袖子上早了不好拿，制作不方便），然后锁扣眼，订（安）扣子。男装一般为七扣，女装六扣。完成后用嘴衔水均匀喷在其上让其湿润后，用烙铁（熨斗更佳）将其熨烫服贴平整即为成衣。

古代长期以来以袍服为主，到明清之际兴起了汉装，汉装分男便装和女便装。男式便装也叫“对缝衣”（对襟衣），女式便装有的叫“披缝衣”（披襟衣）。而所着的裤都是“扎头裤”。

过去的布料，广大平民百姓多以土布（棉布）为主。社会上常见的布料还有夏布（也叫生布，为苎麻织成）、丝、罗、绸、缎、锦、绫、绢等。但凡棉布之类在缝制之前要用水浸湿后予以晾干，俗称“缩水”，之后方可进行剪裁使用，否则缝制成衣物服饰之后，一经洗渍，就会缩小变形。到了清末之际，民间又多出了很多的新布料来了，如洋布、平江布、纺绸、香薷纱、毛毕叽等。

裁缝上门做工的工价与其他的工匠是一样的，只是到了解放时期的前后阶段开始使用了缝纫机。工价的算法是师傅准一个工，每个徒弟准半个工，缝纫机准半个工。除了正常的工钱，若是缝制嫁奁（姑娘出嫁的服饰）和蚊帐，主家还会赏赐“红包利市”，不过这些都是师傅的。师父宽厚的，在学徒期间也有时会给徒儿一些工钱或一点点零花钱。

在雇主家做上门工缝制寿衣（老人预备后装殓或给已逝世者穿用的衣服），都是以双工来计算的。姑娘出嫁之日早上去装订衣服（原先裁缝的规矩嫁衣缝好后特地留下扣子不订），将扣子订上会有红包赏赐，叫作“订扣礼”。

过去裁缝从业主要有两种形式：做上门工和开设店铺。有的是自已的店铺，有的是租赁的，也有资力有限开不起店铺的，就在街头巷尾摆上两条凳子，架上一块大门板，撑起遮阳棚，也就算是铺开了营业台面。裁缝师傅的一条软尺（布制的尺，一般长度为五尺）经常挂在脖子上，身上系着围裙，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口袋里装着笔、小本子、划粉、别针等物。工作的案台上通常摆着裁尺（竹或木制，个别的也有铜制的，衡州地方过去的裁尺长度要比普通尺长，约等于1.08市尺，叫“老尺”，）、还有烙铁（或熨斗）、和一脚短一脚长的大剪刀以及灰线包、针线盒等。开设店铺的有的还在门口悬挂一根竹竿。这是一种营业幌子（招牌），叫做“挂竿营业”，一经挂竿，就表示本店正规定点营业，不得受雇于人。

乡村的裁缝工匠们的从业形式则多为做上门工，没有人请的时候就等雇客送布料到家里来做。

过去没有机器，一针一线纯靠手工操作，缝纫之事又是很细致的功夫，所以加工速度很慢，往往一堂喜事（有红白两种，红喜事一般指做寿、婚聚、生小孩、新居搬迁、荣调升迁等。白喜事指丧葬）做下来，所需缝制的服饰、用品之类（服饰、床上用品、厅室仪式、装饰物等），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般的情况都要好几天，十几天，多的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一年或几年的都有。还有的大户人家及官宦之家，有时还会同时请几拨裁缝班子和很多的裁缝师傅，他们还各自带着多个徒弟。

裁缝行业的工作是民间工匠行业中最轻松、干净的，工具也很简单轻便。他们的工具不多，一般为两尺（一条裁尺，竹制或木制，也叫“轩辕尺”；一条布尺，早期为5尺号，现代为4.5尺，也叫软尺或皮尺。此尺最早没有，大概古人是在用绳子量好之后再以裁尺照量而获得长度的）、一剪、一熨斗、一灰线包、数块划粉、数口针、数束线而已，有的线是主家自备。

裁缝所使用的工具之中，要数剪刀最为重要也造型颇具特色。裁缝剪刀简称“裁剪”，其形状要比一般家用的剪刀大得多，样式是一脚缩一脚伸，其总长度在33－35厘米（即一尺至一尺五）之间。这种大剪刀伸着的长脚有二个主要用途：（一）用以勾划布料上的记号。（二）在锁好的扣眼里穿插转动几下，可以使扣眼光滑而容易入扣。

过去裁缝基本上全是男性，这种行业处处都有，昔日衡州地区的每个街道都有好几家，他们规模大小不一，而且都受人羡慕。乡下也到处有以裁缝为业的。

讲了这么多关于裁缝的冷知识，大家还有其他知道的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补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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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