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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海澜之家遇上“中年危机”

一句“男人一年要逛两次海澜之家”的广告语，让儿时的我对这个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男装品牌一直有所憧憬。如今，真的走进去，我发现海澜之家，人好少。

除了依旧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土味男装，门店冷清的生意，显示出这家国民品牌早已人气不再。

但是，没有公司会放弃挣扎。

最近，海澜之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了“海澜元宇宙”和“海澜之家元宇宙”两个商标，国际分类为“25类-服装鞋帽”，商标状态为“商标申请中”。

其实，这并不是海澜之家第一次“蹭”虚拟经济的热点。早在2018年，它就曾与腾讯旗下的手游《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开展了以 " 穿海澜之家，刺激吃鸡 " 为主题的跨界合作。

这样刻意求新的背后，是海澜之家库存堆积、大小债务缠身、线下发展艰难的艰难处境。尽管海澜之家的品牌布局早已不局限于只做男人的衣柜，但在整体年轻化的服装市场，中年海澜之家实在沉寂已久。“一年去两次海澜之家”的梗，似乎也真的只是沦为了调侃。

通过线下探店、分析品牌痛点，本文将带你了解以下三个问题：

1、号称“男人的衣柜”的海澜之家，现如今还有人去吗？

2、海澜之家为啥忙着蹭元宇宙热点？

3、消费浪潮过后，像海澜之家一样的老品牌如何破圈?

“男人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海澜之家”。凭借两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语，海澜之家一度真的成为了众多男性衣柜里的首选。

当然，以如今的视角来看，海澜之家显然“说谎”了。随着多个品牌的相继布局落地，海澜之家的野心早已不再局限于男性消费群体，早在2011年海澜就建立“爱居兔”的女装品牌，打破了对于男装品牌的专一。

另外，像2014年成立的高档西服衬衫定制品牌圣凯诺、2017年成立的高端女装品牌OVV、生活方式家居品牌海澜优选、针对年轻人和儿童的潮流品牌黑鲸、男生女生，这些品牌都是海澜之家扩张其业务版图的尝试。

奇偶派制表

海澜之家究竟为什么极速扩充品牌类？曾经引以为傲的男装品牌，已经不能撑起海澜之家主心骨了吗？

据高德地图显示，目前海澜之家在武汉门店数为52家，多半集中于武昌、汉口等非一线商圈。既有在光谷等武汉大学生盘踞的流量爆棚之地、也有像在黄鹤楼下司门口这样的老武汉集市地盘。

在工作日周四的晚上六点来到位于光谷步行街的海澜之家，尽管人气不比周末，傍晚的步行街上还是聚集了不少周边学校的学生和其他消费者。

这家海澜之家位于步行街中段，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并不是流量最佳之选，这主要由光谷步行街流量由外至内逐渐递减的特征所决定。

海澜之家店内情景 奇偶派拍摄

尽管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步入店内冷清的人气还是颇有些让我意外。

150平米左右的店内大概只有两到三对客人在进行选购。在说明了想购买羽绒服的意图后，店员为我推荐了品牌销量最高的一款，售价约700元。

据观察整个店铺商品摆放位置较为传统，基本呈现并列式结构。羽绒服的价格在300至1600元不等，休闲裤价格在168至598元不等，而销量最高的针织衫平均售价为300元左右。

根据店员透露针织衫一个星期能卖出30件左右，大衣和羽绒服的销量较差，像皮鞋、皮带衬衫的销量就更差。

另一方面，针对网上关心的海澜之家库存问题，在这家店内并没有看到门店的仓库所在处，呈现在顾客视野中的产品大约400件左右，相较于其他服装品牌，店内活动空间略显拥挤。

通过半小时的进店体验，整体来看，海澜之家仍旧实现了当初“男人的衣柜”的品牌宣传语。

从下至上，海澜之家的男装品类十分齐全，满足了广大男性一站式购物的需求。但是，与优衣库以及海澜之家刚诞生之初相比，如今的海澜之家，店员跟随与推荐的频率更高，对于像我一样偏向自由式选购的顾客，可能带来较差的购物体验。

随后，再一次通过高德地图搜索发现，海澜之家新晋成立的高端女装品牌OVV，在武汉仅开业3家，其中一家位于光谷步行街不远处的K11高端商圈内，通过观察店铺布局也能够发现，与海澜之家男装品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门店服装布局松散，活动空间更大。

在通过导购员引导加入OVV购物推荐群后发现，我发现OVV的整体品牌销售价格在1000元左右，羽绒服平均价格为2000元左右，面料均采用白鹅绒。品牌整体调性偏高端，这也与门店选取K11这种武汉高端商圈的定位相符。

当然从整体布局来看，海澜之家的品类同时涉及中端和高端，将OVV与其直接对比略显偏颇。但线下体验依然能够反映出海澜之家在业务上的不少端倪和问题，其中就包括诟病最多的库存积累。

根据最新财报显示，2021年三季度海澜之家营收为141.6亿元，同比增长20.2％；净利润20.1亿元，同比增长58.7％。

截至2021年9月末，海澜之家全国范围内有7537家门店，相比期初净增156家。

除了海澜之家主品牌外，贡献营收最多的为圣凯诺，前三季度圣凯诺为海澜之家贡献约14.8亿元的营收，而其他品牌合计贡献约12.9亿元。

可见相比于品牌底蕴更深厚的主品牌，其他新扩充品牌创收能力仍旧较弱，加上近期海澜之家进军元宇宙的传闻，不由让人更加好奇这家庞大的男装帝国品牌下一步的战略规划。

海澜之家为何如此着急抢跑服装元宇宙市场？这其中的一切还要从19年前这家品牌诞生后的故事开始说起。

时光回到2002年9月，第一家海澜之家在在南京中山北路正式开业。大众化、量贩式、自选的销售模式，让周建平一手打造的品牌像优衣库在日本大受欢迎一样，在当时的中国火的一塌糊涂。

经过十数年的连锁商业模式 探索 和扩张，一波又一波代言人的更换，海澜之家建立了偏向“土味”的品牌调性。

论扩张速度，海澜之家比不上当年的美特斯邦威；论品牌国民度，海澜之家也不及雅戈尔深厚。真正帮助海澜之家打出名号的是公司制定的“轻资产模式”。这种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外包”和“加盟”模式，当年被周建平运用得十分巧妙。

在供应链的上游端，大部分生产环节都被海澜之家以外包的形式出售给供应商，同时利用自身产品畅销在供应链中的强势地位，帮助海澜之家与供货商之间形成了可退货与不可退货的两种进货模式，大大降低了存货跌价和库存管理风险。

而供应链的下游端，海澜之家对旗下绝大多数门店有着实际经营权，加盟商更多承担出资的角色，与公司共同分享销售收入。在分散了财务风险的同时，也保证了全国各地的海澜之家有着几乎一致的门店运营风格。

“海澜模式”图解 奇偶派制图

2014年4月11日，海澜之家正式登陆A股市场；2015年12月29日，据标准普尔发布的统计数据，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值已超过600亿元。这既是轻资产模式的成功，也是公司选择印小天代言留下“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深刻品牌印象的成功。

好景不长，海澜之家依仗供应链信用共享的轻资产模式很快开始走下坡路。

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间，海澜之家的营收分别为158.3亿元、170亿元、182亿元、190.9亿元、219.7亿元、179.6亿元，营收总体上还能保持上升势头，但增速十分缓慢。

这其中有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但是日积月累的存货，导致轻运营模式下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弱化，或许才是海澜之家增长受限的元凶。

据海澜之家年报，2015至2018年海澜之家期末存货余额分别为95.8亿、86.3亿、84.9亿、94.7亿，占营收比例分别为60.5%、50.7%、46.6%、49.6%。整个2018年，海澜之家存货高达94.7亿元，资产减值损失达到了3.8亿，同比增长超过200％。

奇偶派制图

在日渐趋于线上化的服装市场，高库存基本封了海澜之家保持高营收增速和持续盈利的道路。2018年，在海澜集团的官网数据中显示，作为其核心产业的服装业海澜之家营收仅占集团1200亿元总营收的16％。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海澜之家当年高达286天的存货周转天数，远远高于美特斯邦威、森马等直接竞争对手。

轻资产模式下的代工标签，加之研发设计投入方面的轻视，让海澜之家只能更多寄希望于品牌的营销能力。

2017年海澜之家开始在年报中加入研发费用的披露，当年的数据为2504.3万元，仅占总营收的0.14％，同样远不及美特斯邦威和森马等对手。

尽管到了2020年，海澜之家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经增长至8336.4万元，相较于2017年增长233％，但仍旧遭到了不少人有关“服装产品设计太土”的吐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小天、杜淳、林更新、周杰伦以及脱口秀女星杨笠和《了不起的挑战》、《奔跑吧兄弟》、《蒙面唱将》，越来越长的明星代言和综艺节目赞助名单让海澜之家的营销支出突飞猛进。

2020年，海澜之家的销售费用高达24亿，远大于同年0.83亿元的研发费用。也难怪有不少人调侃“海澜营收的增长有9成都是靠营销宣传所堆砌的”。

面对业绩上的压力和来自不限于小股东们的质疑，周建平终于爆发了。于是就有了2019年海澜之家年度股东大会上那段“如果你水平足够，就是你来当董事长了”的发言。

2020年11月底，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正式辞去了公司一切职务，年仅32岁的周立宸从他父亲的手中完成了接棒。

如今大旗交到了更为年轻的儿子手中，不知周立宸是否已经想好该如何兑现父亲和外界的期待，带领仍处于“中年危机”的海澜之家走出泥潭。

进军元宇宙，成为周立宸上任以来最引人注意的动作。

初入海澜集团时，周立宸曾在广告部待过一段时间，因此他也把改变品牌形象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改变，签约周杰伦成为新任代言人，抢跑元宇宙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今年10月底，为了推广海澜之家全新极光系列鹅绒服，公司携手了国内首个超写实数字人AYAYI，进行了一波跨界合作。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在最新的双十二预售中，太空创想系列卫衣月销量仅为100+，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在11月26日传出海澜之家申请元宇宙商标的新闻时，公司股价也没有像其他企业一样有明显涨势。当日海澜之家收于6.35元/股，下跌1.24%。

尽管如此，海澜之家相关人士表示，未来企业与元宇宙间将会有更多可能。而元宇宙，自提出至今已经受到了众多企业的认同，这其中就包括众多服饰品牌。

奢侈品品牌古驰的百年纪念展览《古驰原典》，在罗布乐思（Roblox）在线 游戏 创作平台举办的线上虚拟展览大受欢迎，一款限量版Gucci虚拟包有玩家甚至出到了4115美元购买。

两大服装巨头也不甘寂寞，耐克也于今年提交了7项虚拟商品的商标申请，用于技术团队针对一系列虚拟产品的开发，同时11月宣布将与元宇宙平台Roblox合作，共同研发虚拟世界Nikeland，届时可为用户的虚拟形象提供数字化后的耐克产品。阿迪达斯与多个 游戏 平台达成合作，意图在元宇宙中建立“adiVerse”品牌。

服装品牌为何也忠爱元宇宙概念？区块链技术的崛起让人工智能化进入了极速发展，产业数字化成为了不再拘泥于定义为传统工业的服装市场转型的必经之路。

据不完全统计，数字 时尚 虚拟服饰市场规模将于2022年达到958亿元。

站在海澜之家的视角，服装行业与元宇宙概念的贴合，让防御性商标注册变得相对合理。今年包括“网易云元宇宙”、“华为元宇宙”等多款知名品牌相关商标都遭到了其他公司的抢注。

种种迹象让投资者和品牌自身都觉得拥抱元宇宙无限美好，然而现实远比理想要残酷。线上业务从来都不是海澜之家的强项。

早在2011年海澜之家就开始部署线上业务，最初仅仅定位为线下业务的拓展与补充。这也导致8年过去，海澜之家的电商业务收入占比总营收也仅仅达到了6％，远低于彼时其他竞争对手的线上营收占比。

直到后来库存问题的出现，才让周氏父子意识到私域流量对于销售模式优化的重要性。

满减、折扣等活动的出现也让线上业务逐渐成长为海澜之家的重要业务构成。2020年海澜之家前三季度的线上业务收入，环比增长分别为16.70%、40.22%和111.27%，周立宸甚至亲自出现在直播间带货。

2020年全年海澜之家销售费用投入达到24亿元，不难猜测明星代言费以及电商推广支出占据了其中大部分比例。但在付出了“投入换增长”的代价后，2020年海澜之家的线上业务占比也仅为11.6％。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中，坐拥千万粉丝的海澜之家销售量最高的产品竟然是男士内裤，也让人哭笑不得。

投入巨大，却仍然没能玩明白新消费时代下的“人货场”模式，现阶段的海澜之家似乎正面临着与拉夏贝尔、美特斯邦威一样的转型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

当然与日俱增的男性消费力，也给曾经一蹶不振的男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味唱衰海澜之家并不合乎市场发展逻辑。

2011年后红利消失的男装市场增速萎靡，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个位数的缓慢增长，与女装和童装的高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兴业证券研报统计，2020 年受疫情冲击，男装市场规模大幅萎缩至5108亿元，同比下降 12%。

但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男装市场突然显示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其中有疫情的负面影响力减弱的缘故，也有“他经济”崛起的功劳。

以往男性消费力偏弱一直是市场的共识，也一度有人戏称“女人 孩子 老人 宠物 男人”为最真实的消费力排行榜。

2021年一季度电商平台男装类目规模达到202亿元，同比增长30.5％。据兴业证券研报统计，2020年市占率前三的品牌分别为海澜之家、Adidas 和优衣库，分别为 5.0%、2.4%和 2.1%。

自2013年以来行业CR5 提升了6％，CR10 提升了7％，头部品牌提升更为明显，其中海澜之家提升率为 2.9％。

这足以说明从成长速度上看，海澜之家仍旧能与行业水平保持一致，尽管其自身营收增速近年来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据dataway统计，2021一季度中350元至400元价格段男装产品在电商平台增速最快，达到46.7％，这恰好与海澜之家目前的主流产品价格形成了对应。

截至目前，海澜之家的门店总数已达到7255家，相较于2009年的655家增幅达到了10倍之多。对比之下2015年至2020年五年间，中国规模以上服装企业营收从2.2万亿缩减至1.37万亿，缩水38%。

老国产男装品牌竞争力不再，优衣库、ZARA、H&M逐渐开始占领了线上市场为主的销售份额，抢占回归的男性消费者。

在优衣库公开宣称要进军下沉市场之后，海澜之家布局最多的二三线城市版图不再平稳。不知曾经宣称要打造中国第一“国民品牌”的周建平，还能否继续信任在他儿子指挥下的海澜之家。

见微知著。

从线下门店状况和自身财务分析来看，存货问题一直是海澜之家多年来的心头之痛，这家信赖轻资产模式的头部男装品牌，在这几年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案加以应对。

踏出进军元宇宙的一步，也像是海澜之家变相解决存货问题的一招险棋。利用新消费时代下，线上经济的热度和虚拟经济的超高潜力，完成品牌年轻化转型，来提高销量，确实是周立宸接棒他父亲后能画出的最好蓝图。

此消彼长的是，抢跑元宇宙与解决当下最难以处理的库存问题看似互斥，实则互相成为了彼此的答案。

而眼下脚踏实地要比仰望星空更加重要。毕竟，单纯的元宇宙“画饼”显然无法挽留住失望的消费者。

至于未来，男人的事情交给男人解决，衣服的事情交给女人解决，元宇宙交给元芳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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